▲深港科技社團聯盟于2019年4月3日升級為深港澳科技聯盟，張克科（前排左一）被聘為顧問。
張克科
▲2023年10月9日，張克科向香港特區(qū)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贈書。
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恰是一曲和諧共振，在這首永恒的樂章里，深港的故事，在每一次合作與對話中，不斷譜寫著新的音符。面向未來，不是簡單追求規(guī)則的突破，而要創(chuàng)立新規(guī)，尤其是將香港的獨特觀念與內地的市場價值相結合。時至今日，深圳仍然是一個實驗場，“闖、創(chuàng)、干”是深圳的基因，只要深圳和香港持續(xù)深化合作，我們定能并肩翻越重山與大海，在粵港澳大灣區(qū)宜居宜業(yè)宜游的家園中，共赴美好未來。
口述時間
2024年1月8日
口述地點
深圳市政協文史館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成功 唐文雋
張克科
深港澳科技聯盟顧問，深圳市先行示范區(qū)灣區(qū)組專家。1951年出生于湖南長沙，當過知青、工人和教師，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1988年從湖南省文化廳調入深圳，深圳市政協第四屆委員會委員，先后任職于深圳市科技局、深圳市高新辦、深圳市科協、深港產學研基地、市政協文化文史委員會、深圳市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深港產學研基地深港發(fā)展研究院。
壹
1988年，一紙調令，將我從長沙調來深圳，開啟了日后我在深圳30余年的經歷。
從湖南調來深圳
感受特區(qū)文化魅力
1978年，工作十年后，我考入武漢大學圖書館學專業(yè)，在這個新中國圖書館學教育的發(fā)源地度過了四年。
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湖南省文化廳負責圖書館工作。1987年11月，深圳圖書館開館一周年之際，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在此召開，我作為湖南省代表團的代表出席。會議之余，我到深圳圖書館新館探秘。不巧正遇到時任文化部辦公廳主任兼圖書館司司長杜克和深圳圖書館館長劉楚才，他們正討論如何為深圳圖書館引進專業(yè)人才，杜克見到我便開口問道：“克科，你來不？”
“來。”
就這樣，1988年3月，一紙調令，將我從長沙調來深圳，開啟了日后我在深圳30余年的經歷。
1988年11月，我用一周時間走訪了當時寶安縣的18個鎮(zhèn)圖書館，摸清楚深圳基層圖書館的情況。我將網絡建設放在第一位，大力推動公共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科研圖書館的協同服務，積極發(fā)揮縣鎮(zhèn)街圖書館（室)在群眾文化及基層讀書活動作為紐帶和平臺的作用。
深圳圖書館毗鄰香港，有著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成立沒多久，深圳圖書館就舉辦了兩次港澳臺圖書展，市政府核撥全額外匯，將全部展覽的書籍采購留下作為館藏。深圳圖書館還設立港澳臺及特區(qū)地方文獻閱覽室，當天就能看到香港等地發(fā)刊的報刊。特藏參考閱覽室編輯的文摘信息，成為黨政機關決策參考的信息來源之一，各地的研究工作者也利用深圳圖書館的資源開展學術研究。
深圳對文化的投入讓深圳圖書館發(fā)展迅速，連創(chuàng)兩個“全國之最”：率先推行“藏借閱一體化”服務模式、全面實現圖書流通業(yè)務計算機管理。
入政協聯誼委員會辦公室
為港澳臺僑界別委員服務
1990年8月，深圳市開始籌備市政協第一次會議，我從深圳圖書館抽調出來參加市政協的籌備工作。12月，政協深圳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會后，我正式調進市政協，任聯誼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聯誼委員會由港澳臺僑和相關委員組成，包括市委統戰(zhàn)部、市外辦、市僑辦、市口岸辦等對外聯絡工作機構的代表。深港兩地雖只相隔一河，但多年來分屬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這導致了香港委員思考方式和我們大不一樣。為了用好香港這支特別的力量，深圳市領導每次全會后都跟政協委員開座談會，博采眾長。
香港委員中的馬介璋和文伙泰為政協常委，他們非常積極，推動成立了香港委員小組，小組內每月一次議政餐會，單月在深圳，雙月在香港，大家一起為深圳和香港的發(fā)展出謀劃策。每月的港澳委員聯席會議，也會邀請各部委參與和協商。
在跟香港委員交流過程中，我無意間了解到香港友好協進會這個組織，全國政協常委李東海先生任會長，是全國及各省市政協委員的聯誼組織。得知后，我們以政協的名義與香港友好協進會建立緊密關系，同時以荔枝節(jié)為媒，與全國及省政協香港委員和香港友好協進會等人士建立聯系、聯絡感情。每年的荔枝節(jié)，我們都會邀請香港的朋友過來，也會把荔枝送給未到場的香港朋友。
每次去香港接他們一般就在中環(huán)和九龍?zhí)羶蓚€地方集合，開車從文錦渡過關。根據當時的規(guī)定，我需要同車到香港上水下車，坐火車到羅湖口岸再趕到文錦渡。盡管前一天有報備，但現場的情況還是會有“意料之外”。記得有一次我匆匆趕回到文錦渡口岸，按時間推算應該是馬上就可以出發(fā)了，卻看到領導和客人在關口候著，邊檢的值班領導在路口急得直跺腳。隔個十來分鐘，就看到一個武警背個挎包，騎著單車過來。那時文錦渡電腦沒有聯網，有些香港朋友拿少見的護照沒法驗證，只能讓武警騎單車去羅湖口岸蓋個章，再“嘎吱嘎吱”騎回來。
終于過了關，車子往前開。上世紀90年代的深圳熱火朝天，到處都在修路。我們提前幾天探好的路，一到現場發(fā)現被堵住了，只能另尋他路。開完會，我們給每個香港委員準備一箱荔枝帶回去。久而久之，聯系建立起來，后續(xù)的合作也變多了，深港關系網越織越大。
1991年春節(jié)后，市政協在香港舉行春茗活動，港澳籍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紛紛出席，高朋滿座。那晚，無論是講粵語的還是講普通話的，大家都交談甚歡，在場的不少領導、友人不禁感嘆，深圳的影響力真大。
貳
“科技大樓”“穿梭巴士”“跨境科技園”等，這些從文伙泰嘴中蹦出來的詞，許多都是第一次聽，一時還真消化不了。
勾畫深圳河沿河經濟帶
開啟深港“河套”故事
正是那次春茗活動，港籍政協委員文伙泰主動找到我們。
文伙泰出生于香港新界，母親早年從深圳皇崗嫁到香港新田，因此，他對深圳香港有著深厚感情。這次活動，文伙泰借機提出深港合作的想法，希望能通過民間的力量，把家鄉(xiāng)建設得更好。
然而，我們的粵語不怎么靈光，他也不太會講普通話，手舞足蹈了半天，最后他說：“我請你們喝茶，明天我過來接你們?！?/p>
次日，我們應約去見文伙泰，一落座他就一股腦往外倒。我們邊聽、邊問、邊想、邊記，沒來得及喝一口茶?！翱萍即髽恰薄按┧蟀褪俊薄翱缇晨萍紙@”等，這些從文伙泰嘴中蹦出來的詞，許多都是第一次聽，一時還真消化不了。但他期待的協同發(fā)展深港兩地一家親，資助開展深港邊境沿深圳河一帶的合作規(guī)劃研究等想法，我們覺得很有意義?；厝ズ?，我們將此事向政協領導匯報，得到明確的支持。
有了市領導的支持，我們馬上開辦。當時市政協剛成立，資源有限，我借在圖書館工作接觸到的綜合開發(fā)研究院（中國·深圳）專家，請市領導牽線一起合作展開課題研究。1993年1月，研究報告論證會在深圳迎賓館舉行，報告首次提出了在福田保稅區(qū)及鄰近的半封閉地區(qū)與接壤的香港落馬洲地區(qū)建立雙邊合作保稅區(qū)的設想，同時提出以深圳福田保稅區(qū)為連接，建立“深港科技園”和開通連接皇崗-落馬洲的穿梭巴士的建議。論證會讓文伙泰的想法傳遞到廣東省和國家層面，一些設想得到專家的認同，為深港合作持續(xù)發(fā)展打下了一定的社會基礎。
方向有了，但“河套地區(qū)”這艘船如何往前行駛？1993年春茗活動，文伙泰提出了新的想法，他出資1000萬港元，希望能籌建一個基金會，以此匯聚各方力量，為一河兩岸的發(fā)展做好規(guī)劃，推動河套地區(qū)建設發(fā)展的研究。
籌備期間，文伙泰多次向深圳市委領導匯報。我們亦牽頭組織了三次香港元朗區(qū)（位于新界西北部，與深圳接壤）議會議員來深圳，對深圳機場、皇崗口岸、福田保稅區(qū)等多地進行考察，研究在元朗區(qū)和深圳福田之間進行合作開放的可行性。
1994年10月，在中央和省市領導的支持下，經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經濟特區(qū)分行批準，深圳特區(qū)促進深港經濟發(fā)展基金會正式成立。在基金會第一屆理事會上，我們提出了十個重點推進的項目。其中落馬洲與皇崗口岸開通穿梭巴士的方案經國務院港澳辦同意，于1997年3月20日正式開通，這也是基金會首個標志性項目。
開通前一日，春雨姍姍來遲，淅淅瀝瀝落到了10輛載滿深港兩地官員、專家學者、記者的巴士上。從皇崗口岸至香港落馬洲運轉車站，不過2.5公里的行程，但就是這2.5公里，讓人們“走了”整整五年。
河套地區(qū)由此進入深港合作的大藍圖。
叁
此次合作不僅促進了深港兩地更深層次融合，更為全國集成電路產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深港合作
布局集成電路新版圖
1997年香港回歸后，深港兩地發(fā)展開啟了新的篇章，深港共建跨境高新技術園區(qū)也成為大家共同的期盼。1998年，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高秉強特地向我詢問了深圳關于半導體產業(yè)和集成電路的發(fā)展機會。我介紹說，深圳專門有一個超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工作班子，爭取國家“九五”規(guī)劃期間的布局，落地深圳半導體基地。2000年，我兼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長，正是那年，國家開始全面布局支持軟件和集成電路發(fā)展，發(fā)布了國務院18號文。國家863集成電路專家組批準上海、杭州、無錫、北京等幾個地方建設國家集成電路設計產業(yè)化基地，然而深圳不在其中。深圳國徽電子董事長黃學良是專家組成員之一，主張深圳向國家申請批準建設集成電路設計產業(yè)化基地，市高新辦便委托黃學良團隊起草可行性報告。高交會期間，市委領導拿著這份報告，當面向科技部領導做了詳細的匯報。這份報告得到科技部領導的認可，很快，次年12月，科技部正式批準成立國家集成電路設計深圳產業(yè)化基地（簡稱“深圳IC基地”）。要說深圳速度還真不假，2002年春節(jié)一過，市委領導就來到市科技局，看似拜年，實則督戰(zhàn)。領導認為，雖然此前是市高新辦申請拿下深圳IC基地，但建設的歸口還應在市科技局，經過一番討論，這個擔子自然就落到了我的頭上。深圳IC基地不同于其他孵化器，人才、項目、服務、軟件才是基礎?；亟ǔ珊?，我們找到新加坡的奕力公司，拿出7000萬元“誠意金”，希望能一起在深圳做集成電路測試平臺。與此同時，香港那邊也出了計劃：香港科技園非常重視集成電路產業(yè)，欲拿出2億元資金建立整體測試和失效分析的平臺。我們研究后發(fā)現，香港購入的設備和我們的預想差不多，但我們只有7000多萬元，哪能跟人家2億元比？計劃就在這時拐了個彎。了解情況后，領導決定調整方案，我們集中力量做服務，給企業(yè)發(fā)放過境服務費，鼓勵深圳的企業(yè)過境，去使用港方的設備和技術服務。2004年2月12日，深圳IC基地和香港科技園簽署了第一個有關集成電路設計的合作協議書。在這個平臺上，我們牽線推動華為、中興通訊和香港的大學、科研平臺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香港科技園測試設備先進，技術人員經驗豐富，為中興通訊解決了兩大難題；香港科技大學一整套完整的生產線，則為華為省下路費，不用再去新加坡找測試合作商。深港雙方在集成電路領域的合作模式得到了科技部863專家組的重視。同年6月，科技部帶著全國7個基地代表參觀深圳的集成電路產業(yè)化基地，覺得深圳做得不錯，要求把這個模式擴大至香港和內地的7個集成電路基地。2004年6月21日，由科技部全力主導的“7＋1”合作協議在香港簽署，標志著由科技部集合北京、上海、成都、無錫、深圳、西安、杭州7個國家級集成電路設計國家產業(yè)化設計基地，與香港科技園公司跨區(qū)域全面合作的開始。在科技部863計劃的統一部署下，深圳IC基地還協助國內其他6家IC基地的多家公司在香港科技園完成多個測試項目。
如今回看，此次合作不僅促進了深港兩地更深層次融合，更為全國集成電路產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肆
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恰是一曲和諧共振。
推動新的項目納入深港創(chuàng)新圈計劃
我到科協工作后，與香港資訊科技聯會開展了一系列緊密合作。2009年初，我們到香港考察，與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及其他科技界團體交流時發(fā)現，兩地對“深港創(chuàng)新圈”寄予的希望不僅僅是承擔項目開展的功能，而是通過獲取專業(yè)、民間、人脈的支持，成為深港合作新機制和支撐平臺建立的依托。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從科協的角度去建立兩個項目：一個是深港科技社團聯盟，一個是全民科學素質教育之下的深港青少年科普行動計劃。
這兩個項目是我在參加深圳審議項目協調會議上臨時動議提出來的，因此不在深港創(chuàng)新圈三年行動計劃第一輪22個項目的審批名單中。當時市領導說要納入行動計劃恐怕來不及了，這兩個項目前期沒有征求香港方面的意見，而且深港創(chuàng)新及科技合作（深港創(chuàng)新圈）第三次督導會議一周后就要召開了。為了能夠把這兩個項目納入三年行動計劃中，我們就抓緊在一個星期內做了四件事。
第一，向香港資訊科技聯會主席求助，請求其向香港政府介紹并爭取支持我們的深港科技合作項目。第二，與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jiān)辦公室聯系，強調深港雙方的合作意愿，并與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溝通，確保深圳方面的支持。第三，聯系多個香港科技組織，發(fā)動香港民間團體的力量，希望他們能支持這兩個項目，爭取在深港合作會議前得到審批和支持。第四，我通過郵件聯系了香港創(chuàng)新科技署，解釋了兩個備選項目未能及時報送的原因，同時附上兩個項目的計劃大綱。
2009年3月31日，深港創(chuàng)新及科技合作（深港創(chuàng)新圈）第三次督導會議上，我們雙方協商并共同工作后提交關于這兩個項目的正式材料，最終獲得通過并確定為《深港創(chuàng)新圈三年行動計劃（2009-2011）》服務平臺專項的第11、12個合作項目，合作項目也從22個變成24個。
這兩個合作項目擁有廣泛群眾基礎，對于推進深港的深度合作非常有益。直到今天，十幾年過去了，這兩個項目一直還在持續(xù)發(fā)力和做大做強，成為深港科技合作的雙輪驅動力。
其中，“加強港深科技團體交流”這一項目更是推動了兩地的科技交流和合作。2019年4月3日，深港兩地科技社團共同發(fā)起成立的深港科技社團聯盟升級為深港澳科技聯盟，成為大灣區(qū)科技社團之間加深了解、增進友誼、擴大交流、促進合作、共同發(fā)展的紐帶，不斷推動深港澳科技合作交流。
構筑大灣區(qū)更高水平
開放的旗艦編隊
我在長沙學習、成長、工作30多年，又在深圳奮斗了36年。深圳是我第二故鄉(xiāng)，多年來，我經歷了多個崗位，一直在深港合作交流的前線奔跑，有幸因為工作關系，見證并參與了深港兩地的發(fā)展，我將自己多年來的經歷匯編成《深港科技創(chuàng)新口述史 河套的前世今生與深港合作》，并于2023年6月由新華出版社正式出版發(fā)行。
如今我雖已退休，但依然關注著深港乃至粵港澳大灣區(qū)的發(fā)展。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qū)要高度聚焦全球格局和中國典范這兩個點。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香港是超級聯系人，粵港澳大灣區(qū)則是支撐區(qū)。我建議通過三點定義一下未來布局的價值鏈功能，首先，建立“港深錨地”，利用香港北部都會圈的地理優(yōu)勢，為國際拓展提供平臺和支援。其次，在河套、前海等地區(qū)做“灣區(qū)驛站”，讓外來的朋友在這里歷練后再往外走。最后，建議在珠江口打造一個跨境服務的“黃金三角”，涵蓋深圳寶安、東莞濱海灣新區(qū)和中山翠亨新區(qū)，這一區(qū)域有望成為單一關稅區(qū)的試驗區(qū)，將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huán)，還有助于資源、人才和要素的有效融合。
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恰是一曲和諧共振，在這首永恒的樂章里，深港的故事，在每一次合作與對話中，不斷譜寫著新的音符。時至今日，只要深圳和香港持續(xù)深化合作，我們定能并肩翻越重山與大海，在粵港澳大灣區(qū)宜居宜業(yè)宜游的家園中，共赴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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